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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1921年—），原名林秉佑，女，祖籍湖南省常德府安福縣（今臨澧縣），中華人民共和國翻譯家，林伯渠的三女兒。[1][2][3]
林利的父親林伯渠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21年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林利的生母是教育家。從1924年大革命開始到1938年，林伯渠家前後輾轉上海、廣州、湖南、杭州等地，時而為掩護中共中央機關的場所，時而逃到農村老家避難。在這些地方，林利在母親及二姐幫助下讀完小學、中學。[2]
1938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派人率一批幹部及青少年到蘇聯工作、治病、學習。林利及其四妹經西安、迪化（今烏魯木齊）抵達蘇聯莫斯科。同行的大人有：蔡暢（李富春妻子，林利自幼的乾媽）、金維映（鄧小平前妻，李維漢妻子，李鐵映之母）、馬明方（時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盧冬生（八路軍358旅旅長）、方志純（方志敏烈士的堂弟）；同行的孩子有：大寶（郭亮烈士之子）、小寶（張太雷烈士之子）、轉轉（或稱娟娟，蔡和森烈士之女）。本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擔任總帶隊，到迪化後，任弼時與妻子陳琮英先行赴蘇聯。其他人隨後才到蘇聯。[2]
林利到蘇聯後，進入共產國際黨校，林利的四妹進國際兒童院。共產國際黨校開設的基礎課（通過翻譯）教授馬列主義理論，幫助學員樹立革命理想。該校還讓20多歲但經歷豐富的「老幹部」學員向青年講述革命經歷。先後與林利同學或同校的「老幹部」學員有：蔡暢、金維映（支部書記）、賀子珍、蹇先任（賀龍妻子，與林利同室居住一年半）、劉英（張聞天妻子）、王美蘭（李六如妻子）、劉亞樓（延安抗大教育長）、楊至成（延安抗大校務部長）、譚家述（抗大教員）、鍾赤兵（陝北軍事部長、軍委一局局長）、張子意（晉綏軍區政委）、李天佑（八路軍旅長）、盧冬生、汪名震（中央軍委電台負責人）、馬明方、賀誠（紅軍醫務部門負責人、軍隊指揮員）。這些人都參加過長征，後來都是第二次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軍政要人。林利在該校學習期間，也接觸過林彪、江青等人。[2]
1940年3月，不少人陸續回中國參加鬥爭，周恩來、任弼時將林利和孫維世（受周恩來鄧穎超照顧的烈士後代，以「周恩來養女」自居，實際與周鄧夫婦並無撫養關係）託付給共產國際幹部部，要求她倆繼續學習。當時蘇聯方面曾建議她倆加入蘇聯國籍，但兩人始終未同意。此後，兩人從1941年到1945年和蘇聯人一起經歷了蘇德戰爭。林利和孫維世在蘇聯共同生活了7年，結下了深厚友誼。[2]蘇德戰爭爆發後，林利和孫維世奉命從莫斯科撤退，後又返回莫斯科。1942年，林利在共產國際工作。1942年夏，參加莫斯科市居民支援農村的勞動。1942年底，林利和孫維世離開共產國際機關。1943年中，林利進入蘇聯廣播電台兼職工作。在蘇德戰爭期間，林利和孫維世曾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的妻子金香的房間合住，當時物資缺乏，但金香仍能享受到蘇聯的特殊照顧。[3]
1946年秋，林利、孫維世和李莎（李立三妻子）及其女兒李英男一道回到中國。此後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林利先後參加過《毛澤東選集》翻譯組、中央編譯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等單位的工作，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其間，曾為毛澤東接見蘇聯哲學家尤金、尤金在中國講學擔任譯員，1951年、1952年兩次作為譯員陪同中共高級代表團訪問蘇聯並會見史達林，另外還有兩次陪中國代表團出訪蘇聯及東歐。1957年，到蘇聯攻讀哲學三年，獲得副博士學位。[2]
此外，林利還四次奉命陪江青赴蘇聯治病或在中國國內療養：[3]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起初「由於對運動不理解」，林利被打成「保皇派」、「楊獻珍黑幫分子」。隨後因李立三特務集團案而被打成「蘇修特務」，案情材料被上報到中央文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幾位尚在任職的領導。1968年3月，林利被逮捕。在家中被逮捕時，林利聽見81歲的母親在隔壁呼喚，但林利沒被允許同母親告別。此後林利被關押7年零40天，先後關押在北京的三個監獄：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半步橋街43號北京市監獄、秦城監獄。[2]
專案組第一次提審時，要林利朗讀掛在面前的「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林利答：「我不需要從寬，也不需要從嚴，我只需要實事求是。」提審者對此一陣猛烈批判後，林利答：「我不知道為什麼把我抓起來。我要上書毛主席和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申訴。」提審者說：「無產階級司令部都很了解你，徹頭徹尾地了解。」林利答：「既然如此，何必要我交代？我母親現在怎樣了？」[2]
經過專案組多次提審，林利弄清了事情起因。原來林利的最大罪證是1963年一次朋友聚會，參加者有張錫儔夫婦（張錫儔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其夫人波茲涅耶娃是莫斯科大學教授，來華探親）、李立三和妻子李莎、蕭三和妻子葉華、趙洵（中國科學院語言所副所長）、格拉娘（陳昌浩妻子，後來離婚）、歐陽菲（烈士女兒，在蘇聯國際兒童院長大）、林利。專案組認定這次聚會是「李立三蘇修特務集團的一次密謀聚會」，要求林利「交代詳情」。林利說出了所記得的所有細節，但提審人員仍不滿地吼道：「不見棺材不落淚，到宣判時你就要哭了。」林利也生氣地說：「你們現在就可以宣判，指出我究竟犯了什麼罪。」「李立三特務集團」是文革時期的大案要案之一，涉及者遠遠不止上述人員。專案組弄不到案情，林利也不可能獲釋。經過兩年反覆提審，林利提出「有話要說」，專案組要她將想說的全部寫出。林利寫出192頁「材料」，但沒有揭發案情，而是為被打成「李立三特務集團」骨幹成員的李立三夫婦、趙洵、格拉娘等人辯護。[2]
監獄環境非常差，年輕的女看守經常毆打犯人。林利決定不去激怒那些看守，而主要對付專案組。經過申請，林利獲准閱讀《毛澤東選集》、《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毛主席語錄》。1973年到1974年，獄中的林利被發現患有癌症，在北醫六院「犯人」病房接受手術和術後化療。入醫院前，專案組一位軍代表告訴林利：林利的問題快解決了，但要耐心等待。還允許林利的姐姐、姐夫、嫂子來醫院探視和陪護。幾個月過去，自己問題的解決卻再無下文。林利曾絕望到甚至想自殺。但林利回憶道：「想來想去，沒有為我伸冤雪恥的合適人選（姐姐只相信我無辜，但不了解詳情），無奈，還得活著。」回到秦城監獄後，林利吃不下也睡不著，「竟創造了七個日夜不眠的紀錄」。[2]
1975年4月的一天，專案組的人來了說：「我們經過反覆審查，現已查清，你的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林利則認為自己「與人民之間沒有什麼問題，沒有矛盾」。專案組的人又說：「你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夠正確，出去以後，要注意。」林利答：「我的遭遇與『文化大革命』沒有關係，我因被懷疑裡通外國而關押，這屬於肅反問題。無論『文化大革命』之前還是之後，都是要進行肅反的。我本人幾乎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因此說不上什麼態度問題。」出獄後，林利接連聽說朋友們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得知歐陽菲、張瑪婭、孫維世都已慘死在獄中。[2]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1979年，林利的冤案獲得徹底平反。此後，林利又繼續工作了20年。[2]林利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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